原标题：“双减”进入实践阶段如何根治“顽疾”
近日，北京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北京版“双减”政策正式落地。
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双减”政策。根据意见，北京、上海、沈阳、广州、成都、郑州、长治、威海、南通等9个城市被确定为国家级试点。
笔者发现，除北京外，8月初，沈阳市教育、市场监管、公安、民政、人社部、应急等多部门联合组织集中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辖区内所有校外培训机构围绕四个重点问题开展工作。进行了全覆盖调查；前不久，广州市教育局还下发了《关于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的通知》，对现有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非学科类、外语类(英语、日语、韩语)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全面调研；成都市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培训内容是否超前纲要”“聘用教师是否合规”等7项内容.
“双减”已进入“实操”阶段。
所谓“双减负”，第一是减轻中小学生的作业负担，第二是减轻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但这只是政策的表面，政策的本质是根除义务教育中的“顽疾”，如“唯分数”教育的短视行为和价值取向，校外培训对学校教育的疯狂压榨，社会焦虑的成倍增长，过度培训带来的教育不公，以及由此引发的义务教育生态的畸形。
这个国家治愈教育顽疾的决心不小。
但笔者想说，在治愈这些“顽疾”的同时，也要正视这些“顽疾”背后的惰性。
其中一个惯性就是父母对孩子成功的强烈期待。
有人说中国父母很矛盾。他们抱怨各种课外辅导给孩子带来的负担，而心理上却离不开辅导。
“减负”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近年来，教育部门出台了多项针对中小学生的“减负”文件，但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并没有明显改善。
这与家长对校外培训的渴望有关。这背后其实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强烈愿望，期待孩子的成功。当学校的正常课程让孩子“吃不饱”时，家长希望有人能给孩子“加餐”；当学校的课程让孩子“跟不上”时，家长也希望有人能帮助孩子。
校外培训正好可以满足家长的个性化需求。
但是，在资本的影响下，一些校外培训机构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了更优先的位置。家长的焦虑成了这些机构牟利的工具。父母的焦虑不断扩大，在满足的同时反复被出卖。很多被困住的家长并不知道，更多的家长和机构一起参与，造成了更大的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正常的需求扭曲变得执拗，“鸡娃”的把戏近乎疯狂。
“双减”政策是切断校外培训机构利用家长和“绑架”孩子形成的利益链条，对孩子和家长进行“解救”。
但是最近有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如果机构的培训班打不开门，家长就“众筹民办教育”，如果“大班”上不去，就开始“一对一”，如果不能在教室上课，就搬到居民楼去。一些院校也开始钻了空子，甚至在高年级大学开设了K12课程.
这样的父母并不特殊。他们是生活在你我身边的同事或朋友。因为父母人数众多，父母的“惰性”无法b
同时，我们也要正视这样一个事实，父母的焦虑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是当下社会焦虑的集中反映。所以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真正解除父母的焦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单剂药很难立竿见影，需要多措并举。
第二个惯性是校外培训机构的生存。
“双减”政策持续实施，许多原本主要从事中小学生学科培训的机构开始转型。
笔者梳理了一下，有些机构转向了素质培训。比如一家以英语培训起家的机构，增加了艺术、体育、科技等培训项目；一些人转向了成人教育。比如某著名英语口语在线培训机构开发了专门针对成人口语的课程，目前处于最后测试阶段；其他人已经转向托管服务。比如一家以奥数起家的著名培训机构推出了托管服务品牌，主要面向小学生，主要从事课后交通、作业辅导等课程。
在资本的“加持”下，培训机构形成了“压力营销快速寻找商机”的运行模式。我看到一些机构在仓促转型的过程中继续这种惯性。比如一些培训机构开始向中小学素质教育转型的时候，就迅速成立了素质教育成长中心，成立了艺术创作学院、人文发展学院、语言商务素养学院等等。其他机构，看到近年来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对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组织职业培训持积极态度，立即准备进入职业教育。
应该说，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每一门课程都有自己特殊的课程标准和培养目标，更何况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自成体系的复杂系统，不可能通过增加几门课程和学生以及考试就能成功转化。“双减”政策的初衷是让培训回归教育本质，不能再做教育
成生意，对过去的模式进行简单的复制粘贴绝对要不得，事实已经证明过去的模式只能带来短暂的财富，并不能使行业持久有序的发展。另外，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正视培训机构的生存发展需求，帮助行业厘清方向，同时也要重视培训机构在转型过程中会遇到的各种困境，并给予实质的帮助。
毕竟，教育系统内的各方都能有良好的发展，才能给孩子们提供身心健康发展的环境，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良性的教育生态。（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