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当“回归”成为新城市化背景下流动家庭的新选择时，人际交往、学业融合等困难接踵而至——
寒假结束后，小学四年级女生的糖糖生活将面临重大调整。
生于上海，老家山西。在“漂泊上海”的“漫长”十年里，唐唐的父母没能获得户口。为了更早的适应家乡的教学环境，父母不得不忍痛把她送到爷爷奶奶那里。这个决定也让她成为了最近关注的——“返乡儿童”小组的一员。
返乡儿童是指经历过城市流动的儿童。他们至少在父母一方或双方的城市生活或学习过一次，但因一种或多种原因回到家乡。中国是一个流动人口众多的国家。根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高中留守儿童有过流动经历的比例在15%左右。
在“移动”和“留守”之间，他们不断努力改变自己的身份。当“回归”成为新城市化背景下流动家庭的新选择时，这些孩子之间的人际交往、学业融合等困难接踵而至。有学者指出，如果不正视和解决上述问题，将直接影响这些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家庭和社会，甚至从中长期来看会产生负面影响。
“水土不服”，回流儿童面对多重适应困境
回老家的第一年，千千承受着双倍的学习压力：课上跟同学上七年级英语课，课下则“一路狂奔”恶补六年级的内容。
为什么会回流？
“近年来，由于特大城市的人口分化政策，返乡农民工的出现，以及各地高考政策的限制，返乡子女问题日益突出。”北京大学中国教育金融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英权表示，从移民到返乡，似乎是农民工家庭自主决策的产物，受个体特征和家庭条件的影响，但各种社会宏观政策是返乡子女的制度根源。
在记者采访的几十户返乡家庭中，“无法上公立学校”和“父母不工作一起回老家”是返乡的两个主要原因。
在大众认知中，“知识高于知识”。然而在现实中，城市生活体验和文化资本一旦回到家乡，就变得毫无用处，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宋英泉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1.7万多名学生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研究表明，与非返校儿童相比，返校儿童的学习成绩更差，复读率更高，达到22%；在心理发展方面，返乡儿童有较高的低自尊和抑郁风险，抑郁风险高达64.26%。
“老师上课口音很重。课后，学生们习惯于说方言。我无法理解他们，所以他们嘲笑我。”11岁的女孩青青，一年前从上海回到安徽老家读书。除了生活环境的不适应，语言障碍也给她带来了人际交往上的困扰。
教育方法的巨大变化常常刺痛这些孩子。
乐高班、美术班、武术班，回国前，千千的生活丰富多彩，每周都有和父母一起的周末家庭活动。但六年级回老家读书后，因为课本版本和进度的差异，他整整补课了一年：下课后和同学一起上七年级的英语课，下课后“一路狂奔”把六年级的内容补得很糟糕。
“一本是人民教育版，一本是苏教育版。差别还是挺大的。”千千的母亲告诉记者，为了弥补教育的不同步，“一些家长选择让孩子留级一年”。
回流即留守占比80%，缺乏情感支撑的童年怎能撑起稳固人生
学校教育和家庭关怀的缺失，是导致回流儿童困境出现的重要原因。
五年级男孩君君的家庭正面临着新的麻烦：六个月前，在上海工作的君君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送回他们的老家安徽，在那里他们的祖父母照顾他们。但是才一个学期，孩子就不爱上学了。“我爷爷奶奶每天出去打架都控制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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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泉在调查中发现，回归后，约80%的回归儿童成为留守儿童，与父母见面的频率较低；而且在“老师关怀”的评价上，归国儿童也比非归国儿童低5个百分点。许多研究还表明，学校教育和家庭关怀的缺失导致返乡儿童各方面的困境，甚至认知能力下降
要原因。“对于回流儿童来说，回流给他们带来最大的挑战就是家庭结构的转换。”宋映泉说，“城市生活中有父母的陪伴，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可以及时与父母沟通并获得相应指导。但回流之后家庭结构的重大转变给回流儿童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对他们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对于影响学生成长最重要外部变量的教师，也并没有给予这一特殊群体过多的关注与导引。“现在的老师没有之前老师教得有趣，上课只是在不停地讲题做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交朋友。”晴晴告诉记者，她曾经试着向老师求助，可得来的只有四个字“安心学习”，此后再有委屈她也只能“憋在心里”。
记者也了解到，针对上海回流的孩子，一些安徽的民办学校采用了聘请上海教师、编写针对性教材等方式解决其学业衔接问题。但并非每所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能够采取这一办法，在心理关怀上也并没有给予过多支撑。
防止在漂泊中走向极端，根本之策在于打破政策障碍
双向的流动过程暗含着城市和农村两个环境的“双重排斥”，要防止这种社会化过程对回流儿童的影响。
采访中，多位学者表示，一旦流动儿童回到老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并不会自然缓解，必须进行适当干预。
宋映泉和他的研究团队总结了当前回流儿童群体的三个特征：规模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小、看待社会的视角也越来越带有成人式的“早熟”；“在我们的访谈里，有孩子将能不能留在大城市读书归咎于有没有钱，有钱就能买房或者长期租房，就能留下；没钱就只能回老家。”
而在他以往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中，一些孩子还会在流动的状态中走向极端。他强调，“双向的流动过程暗含着城市和农村两个环境的‘双重排斥’，这会影响回流儿童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必须警醒这种社会化过程对他们的长远影响。”
“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还涉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生活环境等诸多因素。”在我们发起的网络调查中，有网友如此留言。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者黎煦则与合作者在一篇题为《回流对贫困地区农村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的论文中指出，儿童在无法获得情感支持与慰藉的情况下，更可能把自己的情绪与感受隐藏起来；有些学生甚至会把遭受欺凌归因为自我问题，有的则会把它看作同伴如何看待自己的一个负面信息，并将这一负面信息整合到自我概念中，从而引发抑郁、焦虑、社会退缩和低自尊等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和社会问题。
“回流儿童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制度原因。解决回流儿童的问题，根本之策在于逐步打破流动儿童在城市就读和升学的障碍，促使他们在城市就读和升学，从而避免成为回流儿童。”宋映泉认为，现有户籍制度改革和异地中高考制度在特大城市难有根本突破，是导致大量回流儿童的症结；回流儿童问题如果被长期忽视，不仅造成这个群体和他们家庭的损失，而且我们整个社会都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
（本报记者 邓晖 部分采访者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