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总统的第一张自画像
龚总统第二张自画像
前不久，记者在首都师范大学初中校长培训班上联系了几十名农村中学校长，这是教育部“农村校长帮扶工程(2020)”。在与这些农村负责人和项目实施者的密切接触中，报告中写的和媒体上发表的成就和数据变得生动和立体：
“农村弱势”还原了中国校长面临的基础教育现实。但要改变“农村弱势”并不容易：经济相对落后、自然环境较差、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育观念落后等诸多因素制约着农村教育的快速发展。
“学会学习”和“学会学习”已经演变成校长们不断突破的尝试。去年年底，教育部总结了我国“十三五”以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指出到2019年底，全国30.9万所义务教育学校(含教学点)达到基本要求，占义务教育学校总数的99.8%，全国95.3%的县通过了县级基础教育，我国基础教育历史性地解决了“学习好”的问题，正在向“学习好”的目标迈进。
自画像：勾勒出一群背负压力前行的农村校长
在培训班上，记者看到一张几分钟内完成的自画像。画面很简单：远处有一座“大山”，前面有一条“小河”，一个头上顶着“我”的小个子男人大步向前。图上有两个小人，头顶标着“老师和家长”和“学生”。这两个小人不仅落在后面，而且走向相反的方向
自画像的作者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村中学校长龚。龚校长在画中写了这样一句话：“难过的河，难过的山，难带前进的人。”在龚校长看来，这幅画是他日常工作状态的写照，而这种艰难和无力是他工作时的感受。
这张自画像是龚校长进培训班后完成的第一个作业。
“我们要求校长在建班和毕业的时候画一张自画像。班级建设时的自拍，展示的是校长参加培训前的日常状态。毕业时的自拍是为了检验训练的效果。”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杨朝晖说。
据杨朝晖介绍，这项培训属于“国培”计划，每年为农村中学校长举办一次，已连续进行了9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收集了数百张农村中学校长的专业自画像。
让杨朝晖和项目组研究人员震惊的是每年开学时校长们上交的自画像。
在这些自画像中，负重的山、人或动物是最常见的元素。例如，牛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自画像中。牛给人的印象一直是努力，抱怨。有校长在自己的自画像上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一头取之不尽的牛。”“这些都反映出校长工作压力很大，甚至不堪重负。”该项目的班主任、首都师范大学的徐悦博士说：“一个人的自画像是一个自我形象，反映了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和评价。”
“如果你从这些自拍中看不到我们校长的压力，可以看看这两张照片。”来自江西省兴国县定龙中学的韩校长发现了两张照片，一张是2009年拍的，当时他当校长才一年，另一张是2020年拍的。“两张照片最大的区别是，2009年的我不仅年轻，头发也很浓密，现在头发没了。这见证了校长10多年的心酸与艰辛。
不仅有十几年经验的“老”校长感到压力，年轻校长也不例外。
杨朝晖介绍说，2018年，一位年轻校长的自画像是一个机器人。虽然自拍的内容更年轻、更时尚、更科技
“这说明校长内心的无力感。”杨朝晖说：“经过几年的培训，我们已经联系了数百名农村中学校长。总的来说，这些校长长期坚守在高强度工作的农村教育一线，身心承受着巨大甚至过度的压力。很多时候，校长对处理各种琐碎、困难的工作感到厌倦，难以整合，工作自主性、主动性、效率都很低。农村学校是乡镇
村振兴的重要阵地。农村校长无力，则农村学校无力，振兴农村教育及农村社会都将受到阻碍，因此，对农村校长职业状态的关注不仅重要而且紧迫。”应试道路上狂奔？应试不是唯一出路，农村孩子更要有自信
自画像把农村中学校长内心的压力显现了出来，而随着了解的深入，这些压力变成了一个个摆在校长们面前的具体难题。
在交谈中，不少校长都表示，自己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更多的孩子送出农村。
几年前，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丁塘镇中学杨学明校长也有类似的愿望，而且他曾经在抓学生成绩上“很有办法”。
2013年时，杨学明在学校担任副校长，当时学校的成绩在全县排在很靠后的位置，老师们干得也没劲。杨学明便跟校长申请自己带一个班，“我想用我的办法影响老师，告诉老师们‘没有不可能’。”杨学明说。
当时，杨学明所带的八年级在全县统考时，数学成绩的平均分比第一名低了20多分，老师和学生都很受打击。杨学明下定决心“苦干”一场。
杨学明所用的办法就是挤压学生的时间。“我不放过任何一点空闲的时间，只要发现有空闲时间就去找学生解决他们的问题。最初，很多学生非常反感我。”
最夸张的是，学校每周日的晚自习时间从晚7点到9点，杨学明把开始时间提前到了下午5点，“讲、练、考合在一起整整5个小时，每周如此。”慢慢地学生也适应了，从最初的讨厌到后来到处追着杨学明解决问题，“最终，中考时我们班单科（数学）成绩全县第一。”杨学明说。
虽然是喜讯，但是听起来很悲壮。
应该说，与杨学明类似的故事，记者已经在很多次的采访中听过，“带领孩子考出去”几乎成了每个农村教育者的使命。
很多校长告诉记者，农村学校的应试惯性很强大。很多农村学校现在依旧在应试的路上狂奔着。这不仅表现在老师狠抓学生的分数上，还表现在，学校主要依靠分数考核老师，教育管理部门也依据学生成绩考核学校……
“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这是很多校长在给老师和学生们打气时常说的一句话，甚至有些老师为了鼓励学生学习，自己掏腰包给学生发“奖金”。
然而，这种“苦”这种“拼”并不是有效缩小城乡之间教育质量差距的真正办法。
当越来越多优秀的农村孩子离开农村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距又会促使更多的人离开，后果是“考出去”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逐渐，农村教育越来越应试化了，陷入学习-考试-学习的无限循环中。
更糟糕的是，在这种强压下农村孩子的自信也没了。“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教育就像农业生产，不同的种子需要种在不同的土壤中成长，需要水分、阳光。而我们现在却把农业生产变成了工业‘流水线’加工，忽视了对学生个性需求与多样培养目标的关注，回避了农村教育在乡村振兴、国家长远发展中不可替代的社会责任。”杨朝晖说。
改变的契机出现了。
“有一件事对我触动极大。”杨学明说，2016年，一次运动会后，杨学明看到一个学生一边拿着运动会上得到的奖状一边说：“9年了我没有拿过一个奖状，我也是能拿到奖状的人了。”
这名学生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但是“孩子当时的语气非常坚定，眼神里充满了自信，我一下子被感动，我也要让我们农村的孩子自信起来。”杨学明说。
杨学明在学校里办起3个社团，“花儿”、剪纸和篮球。“我们这样的农村学校里办社团的并不多”。
学生们起初并不感兴趣，杨学明就请来了当地著名的非遗传承人授课，还培养自己学校的教师。很快，年底的联欢会上学生们唱出了两首“花儿”，疫情期间，学生们剪出了“武汉加油”的剪纸作品。“孩子们活泛起来、自信起来了。”杨学明说。
以前，由于“苦学”，学生们早晨6点多就开始学习，晚上睡得很晚，经常出现学生上课睡觉的情况，学习效果也不好。从2020年年初起，杨学明便规定每天下午4点到5点，所有学生都不能留在教室学习，有社团活动的去参加活动，没有社团活动的就在操场上跑、跳。
最初老师们都不习惯，觉得校园太乱了。慢慢地，学生们逐渐找到了自己喜欢的项目，有的打篮球、有的打乒乓球，操场上也有了秩序。
“更重要的是，晚自习大家精力也足了。把学生的素质真正搞上来了、自信了，学生们学习自然会有自觉性了。”杨学明说。
“这些校长本身就对农村、对教育怀有炙热的情感和信心。”徐月说，当他们回看自己走过的路时，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就可能出现教育变革的契机。
农村学校成为师资培训基地？改变了教师才能改变教育
提到农村教育，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农村教师。这些年国家出台了多个政策，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出台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文件，激发教师奉献农村教育的内生动力，就是为了农村教师能够“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但在现实中，教师问题仍然是农村学校校长们最常见的难题。
河北省唐县王京镇初级中学校长史宪彪面临的是教师年龄偏大的问题，“我43岁，在全校80多名教职员工中，排60多名”。
如何激活老教师的工作动力是史校长要解决的问题。
有校长为教师年龄偏大发愁，就有校长为教师太年轻发愁。
韩周兴校长介绍，他这几年总在思考的问题是，如何把特岗教师培养成学校骨干？在韩校长的学校，共有特岗教师32名，占到学校教师总数的1/3。
还有的校长为学校的教师结构发愁，“我的老师总数是够的，但是地理老师同时还教一个班的数学，政治老师还要教语文。”一位校长说。
而最让农村中学校长发愁的，还是如何稳定教师队伍、把教师留在农村的学校中。有人说，“农村学校就是教师培训基地”，说的就是这个问题。
特别是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进入了农村学校。这些教师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工作更有朝气，但是，依然在教育教学经验等方面存在不足，还要经过一两年的培养才能成为成熟的教师，但是，刚刚培养好，一些人就会通过招考等方式离开农村进入县城的学校。
“越是优秀的越容易走。”有校长说。
杨学明曾经统计过，全县能排进第一梯队的优秀教师中，有60多个来自他所在的学校。
面对这种局面，杨学明召开了一次全校的教师大会，他在会上激励老师们：“全县这么多优秀教师出自咱们学校，说明咱们学校有优秀老师的基因，大家也要努力。”
杨学明心里明白，要想稳定教师队伍，不能仅靠激励，必须要改变学校面貌，“农村教育不能只是抱怨，国家的支持力度已经非常大了，只有当老师们因成为这所学校的老师而感到骄傲时，他们才能留下来”。
与杨学明想法相似的校长还有不少。“农村教育要发展，不能等政策，要改变校长老师的思想。”云南省红河州的龚卫全校长说。
有专家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这些农村中学的校长把这句话也用到了教师管理上。
“每周例会上，我地发言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夸老师，就是简单地、公开地表扬。”河南商水县平店乡第一初级中学支永辉校长说，老师们只有感受到被尊重和被认可，才会有信心有成就感，工作的激情才会激发。
“其实中国的教育很难通过一场英雄式的变革实现转变。这些微小的变化，慢慢带来的就是校长们成长空间的松动，学校教育变革的空间也就出现了，所以我们一直倡导、帮助校长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作出微改进。”徐月博士说。
这次培训，项目组织者特地请2017年、2018年培训班的老学员回来介绍微改进经验。史宪彪校长讲了这样一件小事。他当校长以来，学校每年会照一张“全家福”，第一次拍照时，第一排坐的都是学校领导。从2019年开始，史校长把50岁以上的老教师安排到了第一排。这一小小的变化极大地增加了老师们的归属感。老师们教育教学上的创新更花心思了，“2019年11月学校有11个人参加了全县的素质大赛，有9个人获得了一等奖。这是原来不敢想象的。现在教师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并且获奖率越来越高。”史宪彪说。
“校长对待老师的态度方式变了，老师对待孩子的态度方式也会变化。”杨朝晖说，这项培训目标就是要让学习更有效，让研修成果得以转化。
培训结束时，龚卫全校长交出了他的最后一次作业——第二幅自画像。这幅自画像与第一幅几乎相同，稍有不同的是，画面上多了一座桥，画面中的3个小人奔跑的方向一致了。（记者樊未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