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双减”:中国教育改革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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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重点是“双减”:一是减少在校作业量，减轻学生负担；二是减轻校外培训负担，严格管理校外培训机构。特别是对于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措辞严厉，措施有力，前所未有。本文认为，“双减”新政策，在国家层面透露的风向标非常明确，即要重拳出击，切实采取措施，让教育回归公益属性，让教育主体地位回归学校，从而助力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1.“双减”新政透射出深化教育改革新信号
“双减”新政引发了教培行业的巨大变革，但“双减”前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系列相关行动将揭示出这一教育改革的不同寻常。比如上海、北京等地率先进行大学区改革，大幅扩大了中考招生分配给学校的名额，有效遏制了学区房价的非理性上涨，逐步实现了房地产与教育脱钩。比如上海、北京、深圳等都推出了教师全面轮岗制度，通过有序轮岗制度，让优质教师规范流动，从而打破“名校壁垒”和“学区壁垒”。事实上，“双减”新政策发出了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强烈信号：教育改革不再是小修小补的局部改革，而是政策相结合的系统性改革。
201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新时代深化教育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如先后出台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改革发展三个文件，推进基础教育体制改革；比如，新时代全面加强学校劳动教育、体育教育、美育三个文件相继出台，推动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发布《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评价总体方案》，坚决克服“五唯”顽疾。可以说，这些政策文件关注的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同侧重点，这使得教育系统在很多领域都更具活力。但从系统教育改革的成效来看，改革永远不会一帆风顺，需要不断突破体制和制度障碍：一是加强二者的关系。比如劳动教育、体育教育、美育三个文件都强调了它们的重要性，但是要防止五种教育各自为战甚至利益分裂，因为更根本的教育改革应该强调如何实现五种教育的同步发展甚至融合。二是要关注教育系统的外部影响因素。今天的教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领域，而是一个与国家和人民的需求高度相关的领域。有必要从开放的角度看待教育系统。所以，如果教育改革只对内部系统动刀，往往可能治标不治本，要用内外兼顾的系统思维去思考和推进。“双减”新政策及其系列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关注影响教育的外部因素的思维，是“小切口”驱动“大改革”的典型，对于深化教育改革、再次发力颇有意义。
1983年，美国优质教育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教育改革的报告，其中使用了一个相当耸人听闻的话题：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报告指出，当时美国基础教育的质量远远不能满足支撑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需要，也不足以满足美国人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教育威胁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报告发布几天后，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发表广播讲话，指出国家的实力将取决于教育水平，并呼吁所有美国人关心教育改革。在这份报告的推动下，美国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教育改革运动，联邦政府、州政府、商界、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参与其中。目前中国的教育发展当然不同于当时的美国，但其内外部环境是相似的：一方面，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家竞争，教育更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人才红利”支持；另一方面，家长和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平衡、更好的教育。因此，中国迫切需要进行全民参与的教育改革：不仅在教育体系中加减法，而且在国家和社会中形成全面的教育共识。可以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不仅是国家决心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的强烈信号，也是中国人争取教育共识的一封公开信。
当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已成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题，这也是党中央对教育发展新阶段的科学判断。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迫切需要从教育改革入手，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但对于一项涉及教育内外和国计民生的改革，不仅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更要在顶层设计和具体操作中兼顾多方平衡，才能稳中求进，影响深远。总的来说，深化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实施会带来实际效果，在实践中需要平衡这三对关系。
2.平衡好学段之间的衔接与独立性的关系
从纵向来看，教育。
体系由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子体系构成。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目标应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如何各自达到高质量发展，同时又更好实现三者之间的衔接和融合。在这其中，初中后的教育分流是影响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向的关键阶段，也是当前家长和学生最为关注并为之焦虑的重要问题，更是在教育改革进一步深化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以往很长时间以来我国都是采取普职大体相当的政策思路，但如今随着生产技术的更新迭代，人工智能对普通技术劳动的大量替代发展趋势，以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并带来对普通高中生源的大幅增长需要等趋势，加上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中学生以及家长对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需要增长等，原有的政策思路也确实到了需要考虑根据新情况调整完善的时候。而这个问题是无法仅仅依靠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三个子体系各自发展就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教育体系的系统改革和高质量协同发展解决的，并需要社会系统的配套改革支持，尤其是应该作为“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重点考虑的问题。学段之间衔接好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过于重视学段衔接也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大家都盯着教育体系的最顶端，学段的独立性深受影响。工业时代以来的教育体系更类似于流水线生产，学生沿着一条被规定好的生产线路不断攀登，强调每个阶段为下一阶段做准备和各个阶段的衔接，都是盯着将来的目标。过于着眼未来的代价，会令教育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当下”的意义，大多数学段都变成更高学段的“预科教育”。“双减”新政的出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教育的过度竞争甚至内卷已经在较早的学段产生，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很多学生在小学和初中学段就不得不接受大量刷题、高强度长时间训练的折磨，在强调竞争的流水线上运转，而教育的乐趣、美感、温暖被无奈地挤兑甚至无情地抛弃掉了。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深陷于囚徒困境，“唯分数”“唯升学”的顽瘴痼疾更是难于破解。因此，教育回归教育的本质，学段之间的合理衔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关注当下，尤其在低龄阶段要减少以“唯升学”为目标的衔接。而要达到这样的意图，显然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是最重要的，从目前的政策走向来看也更加坚定朝这个方向进发。在一些不太存在“择校热”困扰的国家和地区，其最根本就是实现了“学区内的学校水平都差不多”，也许我国很难在短期内一下子实现，但应该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教育改革目标扎实推进。
3.平衡好国家需要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教育领域的表现就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教育需要和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随着教育普及化时代的到来，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要已经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教育需求侧发生了本质改变，但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毕竟还是有限，因此围绕有限资源的竞争强度越来越大，时间也越来越提前。教育作为社会再生产工具的意义就更强，因此很多中产阶层的家长和学生费尽心思在学校和教培机构积累和争夺各种形式的文化资本，但不少弱势阶层的家长和学生则不堪于漫长的教育竞争之途，会觉得“读书无望”早早退出战局。刚结束不久的东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将“更团结”写入奥林匹克宣言。与此同理，对教育的理解也不能停留在“更快、更高、更强”的竞争性价值，尤其不应成为阶层分裂的工具。
在这样的情况下，推行教育改革确实是在啃硬骨头，尤其是要在国家需要和人民群众需要中寻找更好的平衡点。一方面，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服务于国家长远目标和利益；另一方面，教育又要服务于人民需要，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群众的教育需要更多基于一种个体或家庭本位，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教育巩固竞争优势或防止阶层下滑。因此，在一些教育改革的认识上，更注重短期性的人民群众需要就容易和更注重长期性的国家需要出现分歧。比如很多人都关注“双减”之后如何普职分流以及职业教育发展问题：我国当前处于职业教育发展的好时机，尤其是东部沿海区域大量制造业企业正在从产业链中转型升级，对高级技能人才有着比较稳定甚至旺盛的需求，但原有的职教机构提供的低水平重复劳动的劳动力显然难以满足这样的需求。因此，不但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看待普职分流并做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还应将产业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结合起来，更全面改善职业教育的质量、环境、就业等以重塑职业教育的口碑，才能真正同时满足国家需要并对民众产生更加充足的吸引力。而且，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异非常大，一些东部城市人口流入量很大，解决随迁子女的入学增加高中学位问题也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的，现在有些省份和城市也已经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因此，在普职如何更合理分流、加强大城市高中建设等方面，未来教育改革应当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自主权，更利于平衡国家需要与人民群众需要的关系。
4.平衡好家长需要和学校、教师发展需要
进入新时代，教育作为民生大事，顶层设计也越来越注重吸纳民众的诉求与呼声。加上新生代的家长也越来越善于发出呼声，其声音越来越被听见并进而在教育决策中不断体现出来，这也对促进学校改革带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家长需求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校外教培机构曾经的火热和引发内卷，除了其自身贩卖焦虑之外，家长群体的盲目跟风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双减”新政不要光盯着打击教培机构，家长的非理性教育需求减不下来，教育改革的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因为，为回应家长需求所带来的改革任务通常最后都要学校、教师来落实，但这些任务是否充分考虑到学校的可承受能力和教师的职业特性？已有调查统计显示：“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大部分的家长是比较满意的。但是也要做好调查研究的是：“双减”之后学校的责任和教师的工作量是不是普遍大幅增加了，教师的满意度如何，怎样改进才更有利于各方满意度的平衡……诚然教育主管部门的出发点是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而学校也有学校的办学规律，办人民满意教育的主体是教师，要紧紧围绕着学生成长，在家长需要、和学校、教师发展需要之间取得良性平衡。
因此，教育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在于凝聚教育共识。尤其是需要重树家长对于学校、教师的信任，否则又会因在学校“吃不饱”而千方百计想办法给孩子补课。但是，如果还认为大量的作业和答题技巧训练才是“吃饱”的话，“双减”效果必然大打折扣。“双减”之后一个明显的政策信号是推进教育均衡，比如多地大力推行区域内教师轮岗制度，学校和教师发展都面临大变局。这其实也是希望给家长明确的政策预期：应当转变教育观念，不要再在“择校”“择师”以及“唯分数”“唯升学”的路上狂奔。家长群体如果还是抱持一元性的教育观念，对学校和教师作出的改革虽伤筋动骨但也可能收效甚微。目前，“双减”新政列出了负面清单，但破后如何立，则更加需要建立对学校的信任并坚定推行校本改革，让校长和教师等对所在学校教育教学最了解和专业的人在其中真正发挥力量，让更多学校办出特色达致更好均衡。
教育改革要听见民众的呼声，也要给有教育情怀和理念的校长、教师更多的办学空间，让他们更好感受到职业的尊严和价值，供应出更加多元也更有品质的教育，满足国家需要和人民期待的教育才更加未来可期。
（作者：陈先哲，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