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浙江宁波：00后，“时光修复者”修复长津湖烈士遗物。
电影《长津湖》的走红，意外地将这段历史中的英雄人物与浙江宁波的一群00后大学生联系在了一起。
10月底，宁波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永城文化保护实践组师生跟随“我为烈士寻亲”慈善项目创始人孙嘉璐，来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湖山村，探访需要修复的王文才烈士遗物。
王文才烈士的侄子、65岁的王永艺说：“小时候经常听爷爷奶奶提起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叔叔王文才，但老人因为伤心不愿多说，所以对他的事迹知之甚少。”前段时间一家人一起看电影《长津湖》，想着王文才去世的时间恰好是1950年11月，我不禁好奇：王文才是不是死在长津湖战役中？
王文才烈士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60师20军178团3营7连副连长。1950年，他是第一个在朝鲜参战的人。孙嘉轩有多年寻找烈士的经验，她带来的信息证明王文才烈士死于长津湖战役。
“叔叔本来打算回来就结婚，彩礼也给了女方，没想到后来牺牲了，当时他才27岁。”王文才烈士的侄女王晓燕不禁红了眼眶。
家里唯一与大叔有关的，只有半块模糊写着“革命先锋”字样的木匾和一个破旧的军用水壶。由于岁月的变迁，风吹日晒，这块木匾只剩下一半，字迹模糊，还有许多裂痕，军用水壶也已经变形上漆。
据学校介绍，永城市文化保护实践团以社会实践和社会观察为基础，从宁波出发，在浙江省5个城区开展寻红活动，走访烈士和退役军人。
实践小组成员王雨桐说：“过去我们都是从电视和报道中了解英雄的，对志愿者的理解可能只停留在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等口号上。通过社会实践，我们有机会与跨越时代的先烈面对面交流，感受他们对国家毫无保留、明确的热爱。我们正在收获精神成长。”
在走访烈士、退伍军人的过程中，队员们发现，烈士、退伍军人留下的证件、证件、照片，几十年后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发霉，需要修复。
修复红色文件的想法诞生在这些00后的脑海里。他们充分发挥文化产业管理、文物保护技术等学科专业优势，开展烈士遗物修复工程，在以往艺术鉴定修复的基础上，为烈士家属修复受损遗物。
修复烈士文献需要十几道工序，一份文献的完整修复过程可以短至半个月，长至几个月。从暑假开始，队员们在成堆的“旧纸”中“穿针引线”和“修补时间”，经常在工作室里坐一整天，修补工作进展缓慢。除了掌握基本的修复技巧，耐心细致，充分了解原始文档的背景也是修复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
队员们走访烈士家属领取红色证件时，遇到了陈和珍女士，她的父亲是陈中根，1951年去世。“那时候我还不到一岁，没有照片，也不知道父亲长什么样。”陈和珍说，母亲留给她的关于父亲的唯一信息是一张烈士证和父亲的一封信。这是我和父亲之间唯一的联系。陈和珍和他的母亲保存着这些遗物，烈士证书被折叠起来，经过很长时间被损坏和打碎。“字迹有点褪色，我就用笔描一下；如果它损坏了，我会用胶水粘它。后来发现胶水不好用，就用透明胶反复粘了好几次，怕不小心弄坏了ag
学生们再次来到门口，把熨好的烈士证还给陈赫珍的老人。她颤抖着拿起修好的烈士证书，一遍又一遍地感谢团队师生。
林达茂烈士的女儿林宝娣派人来修。那是林大毛的烈士证明书，也是他牺牲后战友写给妻子的信。破损程度较大，折叠部分已经磨出小孔，棱角全部磨损。学生们用镊子慢慢散开，抚平烈士证书上的皱纹和小角落。在其中一封信中，当纸遇到水时，墨水会散开。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实践组的学生。通过查找资料，向专业老师求助，最后通过防脏污完成修复。
对于王文才烈士的遗物，“时间修复者”在00后用电脑算出了丢失的木匾和丢失的文字的大小。接下来，我们需要找到与木牌匾相匹配的木质材料，并准备与掉落的红色油漆相匹配的旧油漆进行修复。“我们也将遵循修旧还旧的原则进行修复。
在保护原物件不被破坏的情况下修复好烈士遗物。”团队成员蒋雯倩说。人文学院党委书记谢小风表示，“我为烈士修遗物活动”把红色文物资源的价值力量转化为党史学习的情感认同、理性思考和行动自觉，推动党史学习走深走实。
目前，甬城文保实践团已经完成了第一批共计7件烈士的文书、信件照片的遗物修复，陆续送到烈士家属手中，并在媒体帮助下，在全网征集“红色文书”。截至目前，团队又陆续收到从辽宁、山东等地寄来的待修复红色文书8件。
实践团团长王益群表示：“一张烈士证、一封信、一张照片都诉说着烈士们的光辉岁月，承载了一代人的家国情怀。我们将继续当好红色根脉的传承人、守护者，延续这一份责任和使命，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将烈士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记者 蒋雨彤 通讯员 杨燚娜 张海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