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妮(左)正在探索调查中的路线。
图：邱(左)正在现场钻探取样。
图3:地层堆积良好的毗卢遗址。
图：郑哲轩在毗卢遗址观测地层。
2021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百年来，几代古人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做出了贡献，其中不乏年轻的考古学家。他们扎根考古，用实际行动诠释文明传承的使命与责任。
郑哲炫：
探索人类起源、进化和迁徙的古老图景。
当许多制作精良的手斧出现在眼前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郑哲轩难掩兴奋之情。
经过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毗卢遗址近一年的考古发掘，郑哲炫逐渐习惯了这里郁郁葱葱的夏季和白雪皑皑的冬季，对这里发掘现场的黄土堆积也逐渐熟悉起来。正是在这里，他带领团队发现并揭露了丰富的地层堆积，从七个文化层出土了7000多件石器，其中有精美的手斧和薄刃斧。
简单、对称、扁平且薄.至少10万年前祖先的工具在今天会让人惊叹。“这是东亚地区造型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整的阿什里遗迹。”郑哲轩认为，阿什里布技术是人类早期智慧技能达到高峰的标志，因此引起了国际考古界的关注。这些发现为进一步了解早期人类在极端高海拔环境下顽强的生存和发展历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新证据。皮洛遗址的发现让许多专家感到惊讶。
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离不开郑哲炫等年轻考古学家的努力和付出。郑哲炫1988年出生，本科、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化研究所，毕业后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2019年春天，郑哲炫第一次踏上川西高原的土地进行考古调查。在他的脑海里，总有一条线索335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怀疑在甘孜发现了手斧。经过不断的考察，郑哲炫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包括手斧遗址，但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让他坚信：“川西高原一定会有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2019年夏天，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四川省文物局的支持下，郑哲轩带领团队正式开展川西高原旧石器时代专项考古调查。经过两年多的考察，他带领团队用脚丈量了川西高原2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在高寒、缺氧、大风、极端天气频发的恶劣环境下，他们一次次翻越高坡，进行挖掘。经过几十万个弯道，上千万个台阶，他们使60多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出现，其中就包括遗迹丰富、地层堆积良好的毗卢遗址。
2021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成立多学科团队，对毗卢遗址进行年代学、环境考古学、古DNA等多学科信息的综合提取。“从几个点的系统挖掘到遗址100万平方米的地表，我们发现遗址内部有有机聚合物，包括中心营地、石材加工厂和临时营地等。共同构建了早期人类的居住形态。”郑哲轩代表团队在今年国家文物局组织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介绍，“毗卢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青藏高原发现的面积最大、地层保存最好、不断积累、文化类型丰富多样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世界上首次在高海拔地区发现典型的阿什里技术体系，填补了pa的空白
郑哲炫的专业是旧石器考古，这也是考古领域比较冷门的方向，但他乐在其中。“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加工使用的石器。要以简单的石器为出发点，整合多学科研究，一点一点还原人类起源、演化、迁徙的古老图景。”郑哲炫说：“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才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
燕妮：
为长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贡献力量。
“一个女孩怎么会想走考古这条路？”每当他提到他的职业生涯，燕妮总是被问到这个问题。
燕妮，1981年生，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女子考古队项目负责人。高中时，偶然间，读到了考古学家、科幻作家童写的《古峡迷雾》。这个关于20世纪20年代中美联合考古队寻找失踪中国成员遗骸的故事引起了燕妮对考古学的兴趣。高考时，燕妮选择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他来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
然而，当燕妮真正进入考古学的第一线时，她发现考古学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简单。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以三峡考古工作为契机，重庆的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12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女子考古队应运而生。这是一支以女性专业力量为主体的综合团队，涵盖男性机械师和安保人员，燕妮就是其中之一。
燕妮和女子考古队成员主要负责重庆三峡库区消落带地下文物的抢救性发掘。每年5月底，水位涨落带水位将降至150米左右；9月初，蓄水位将再次升至175米左右。所以每年留给考古队的发掘时间只有3个月左右。燕妮说：“在清理墓葬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时地对墓葬进行修整。
当器物露头后，我们还要蹲在坑里，一件件清理、绘图，身上的衣服是湿了干、干了又湿，但姑娘们都咬牙坚持了下来，尽心尽力完成项目发掘工作。”除了担任女子考古队的队长，燕妮也是一位妻子、母亲。为了考古事业的发展，燕妮牺牲了不少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从2006年至今，她每年少则6个月、多则10个月奋战在田野一线，承担了30余项田野工作。虽然辛苦，燕妮却对女性参与考古事业充满信心：“从国际、国内实践来看，女性考古工作者发挥了细致、感性的特点，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都有非常出色的成绩。作为一名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我会以乐观的态度和专业的素养，完成田野考古的各项任务。”
从业16年来，燕妮和女子考古队队员们在一次次的田野发掘中，完成和历史的对话，破解未知的谜团。她不但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梦想，也深感肩负重任：“我个人的成长，不但是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投影，更是中国文化自信散发光辉的一个见证。”最近，燕妮带领女子考古队正在重庆市涪陵区小田溪巴人墓群开展主动性考古工作，并启动了小田溪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工作。
邱振威：
触碰人类最广泛时空范畴的学问之一
“航空遥感，似鹰击长空，扶摇直上；田野丈量，若诗遇远方，闲庭信步；水下解密，如鱼翔浅底，烝然罩罩。聚落起、景观成、家户见，分地层、辨类型、论文化，探远古人类，观民族民俗，赏艺术理念，叹人文科技。结构成分如何，工艺生计哪般，食性惯习怎样，基因选择为何……”在纪念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文章中，有一篇名为《我心中的考古》，国家博物馆环境考古研究所所长邱振威在文中这样描述考古工作。
1990年8月出生的邱振威，2006年进入安徽大学学习考古专业，2015年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技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国家博物馆工作。邱振威坦言，当初他是被调剂到考古专业的，曾经历了犹豫纠结，但慢慢地发现了考古的乐趣。
学习考古15年、工作6年多，邱振威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雪南遗址，是邱振威作为执行领队开展考古发掘与资料整理的首个考古项目；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兴隆遗址，新的发现不断刷新他对七八千年前坝上地区文化面貌的认识，也触发了他对中国北方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研究兴趣；对于海南省东方市的荣村遗址，邱振威参与田野发掘、资料整理，并完成出土植物遗存的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越来越多。开展田野考古工作的同时，邱振威也致力于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的研究。邱振威说，作为考古学中的重要分支与交叉学科，植物考古与环境考古以多学科的技术为研究手段，目的是认识与理解先民与环境、植物之间的关系。
“以江苏太湖流域开展的一项相关工作为例，这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我们考古工作的目的是了解鱼米之乡是怎么形成的。” 邱振威说，“借助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等综合技术手段，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环境是怎样的，如何发展到现在的，先民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在当时做了什么。”
考古团队首先选择了一处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小的古湖，利用钻探的方法获取古湖18米深的沉积物土样，获取当时的环境信息。邱振威说：“我们可以根据沉积物中发现的花粉推断当时的树种，重建2万多年以来的植被景观。”
同时，团队还选择了古湖附近的一处人类活动留下的考古遗址，采集各种样品，分析人类活动痕迹。“将两处信息进行对比，我们可以评估先民对植物的选择与利用，分析环境与植物对文化更替、人群迁徙、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影响。”邱振威说。从样品采集、实验提取到分析讨论，他们团队完成了多处遗址的环境演变、植被景观及先民的植物选择与利用的恢复与重建。
近年来，考古事业受到了更多人的重视和关注，也给了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舞台。“无论是你选择了考古，还是考古选择了你，都应该庆幸，你触碰到人类最广泛时空范畴的学问之一。”邱振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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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 》（ 2021年12月26日 06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