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和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整体。有国才有家，家国兴旺。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优良的党风培育红色家风，以优良的家风增强党性，为凝聚党心民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自我革命.在生动的红色家庭故事中，这些宝贵的经历清晰可见，让人倍感亲切。
1月18日，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明确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重视家庭教育，以身作则管好配偶子女，做人做事干净利索。”在新的征程，新的起点，必然会有很多爬山越岭、冲破藩篱、抢占关口的时刻。怎样才能让优良家风代代相传，凝聚成一股提振全社会信心的力量？我们邀请四位证人告诉你这件事。
原标题：传家宝，把脉国情
陕西Xi安钟楼书店，家长带领孩子阅读。新华社
在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高虹镇举办的“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廉洁家风”亲子朗诵比赛中，一对母子正在朗诵一个好家风故事。新华社
在北京的红色家风故事会上，小代表读了一封名为《写给1921》的信。新华社
在广西柳州柳江区船山镇高坪村，志愿者为村民书写家规。新华社
“滴水穿石”的家训鞭策三代科研人
讲述人：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之子 童时中
我的父亲，童第周，是一名生物学家。他曾多次跟人说起他爷爷写的座右铭：滴水穿石。这四个字后来被裱起来挂在他的卧室里。几十年来，它们一直作为我们的家训，成为后人心中铭记的传家宝。
17岁那年，父亲离开偏僻的山村，来到宁波，考上了宁波市小石中学，成为一名坐在外地学校最后一排的学生。因为他没有英语基础，所以在课堂上面对英语教学法时晕头转向。那时候他每天早起晚睡，经常在路灯下刻苦学习。几年过去了，毕业的时候，他从班级倒数第一跃升到正数第一。
从此，父亲凭着“滴水穿石”的座右铭和“我不比别人笨”的信念，走上了攀登世界生物学高峰的历程，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享誉世界的生物学家。
父亲知道，基础理论研究水平是一个国家科学水平的标志。不掌握基础理论，应用科学就没有“根”。因此，他专注于研究细胞中的核质关系。1956年全国遗传学大会上，在肯定“摩尔根是伟大的遗传学家”的同时，认为“摩尔根学派过于强调细胞核的作用，而忽视了细胞质”，提出“遗传中的物质，细胞核和细胞质是相关的，细胞质起着很大的作用”的观点，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敢于质疑摩尔根学说的科学家。当然，他也陷入了学术争论的漩涡。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不安，继续以滴水穿石的精神孜孜不倦地追求。在大量的实验中，他采用了分子生物学的细胞核移植、细胞融合、核酸注射技术等。并培育了世界上第一条种间“核质杂种鱼”，证明了细胞质在遗传中的作用，从而成为“表达遗传学”的先驱。从此，他的研究为渔业和畜牧业开辟了一条高效快速的育种新途径。
1978年，我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夙愿。
时过境迁，“滴水穿石”的家训成为了对我们后代的巨大鞭策。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工作。近年来，我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从事通信网络开发工作。他曾经告诉我，2017年年初，刚开始研发电网和通信网半实物联合仿真平台时，由于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工作一度遇到不少障碍。就是凭着滴水穿石的韧性，他最终攻克了技术难题，取得了多项发明专利，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现在，这项技术正在向更广阔的应用空间推进。我们一家都是科研人，为党和国家的科研事业上下求索；滴水穿石的家训将铭刻心中、始终不渝。
两把冰镐激励儿孙勇攀高峰
讲述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登山运动员 侯生福
在我的家里，珍藏着两把冰镐。它们承载着我登上珠穆朗玛峰，把中国人的足迹留在世界之巅的宝贵记忆。一看到它们，我就会回想起那段不畏艰苦、勇攀珠峰的岁月，想起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与嘱托，想起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履责、团结拼搏、敢于斗争的精神。这些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我时常对儿孙说，这两把冰镐寄托着咱们的家风，你们一定要牢记在心，好好地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对于登雪山的人来说，冰镐作用巨大：攀雪、挖冰、搭帐篷……它就像一双臂膀，又像一把武器。47年前，正是一把冰镐救了我的命。
1975年3月，我和中国登山队其他8名队员一起进山，开始了登峰征程。
整个过程困难重重，最大的考验就是缺氧。到7500米~8000米左右时，空气中含氧量已经不足陆地上的三分之一。头疼、恶心、四肢无力、食宿不安……各种不适反应全上来了。可队友们没有一个退缩，都咬牙坚持向上攀。随着海拔升高，风力升到十级左右，人根本站不住，只能趴在雪地里慢慢往上挪，一小时最多前进十几米。气温低到了零下40摄氏度，一位队友的耳朵、鼻子、手、脚趾全都冻伤了。可是，大自然再怎么无情，我们还是要往上攀，因为肩负着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宁肯前进一步死，绝不退后半步生。
一次，当攀到海拔7200米左右时，我一不小心向下滑坠了好几米，两侧就是万丈“冰渊”。紧急关头，我立刻将冰镐插进雪地稳住身体，其他队友很快通过结组绳将我拉了上来。可以说，险象环生中，冰镐救了我。
1975年5月27日早上，我们每4人一组用结组绳绑在一起，从突击营地向顶峰进发，14时30分，终于站在了世界之巅。
我立刻向大本营报告好消息，并拍下了队员们站在山顶高举五星红旗的一幕。随后，我们又给女队员潘多做了人体心电遥测图，并将红色金属觇标竖在顶峰，协助测绘人员精确测得珠穆朗玛峰当时的海拔高程——8848.13米。
由于当时经济困难、物资紧张，下山以后我就将登山装备全部交还国家，包括那把救过命的冰镐。后来，条件好一些，登山队又给了我两把冰镐，被我珍藏在家中。
如今，当年我与战友们在珠峰的合照被摆在家里显眼位置，我常拿起来端详，给儿孙们讲那段故事，时时提醒他们：现在生活好了，但不能忘了当年吃过的苦，不能忘了那种为履行职责而不顾一切的拼劲儿。
我的儿孙们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几个孙辈学习都很好，有的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有的还在读大学。新时代了，有了知识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我的心愿就是，儿孙们能牢记家风传统，创造更美好的生活，继续攀登更高的山峰。
“永远跟党走，把咱家的光荣传统传下去”
讲述人：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孙咀村村民、抗美援朝老兵 孙绪海
报告！我是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0师战士孙绪海，今年90岁，党龄67年。
1953年5月，刚刚参加完新兵集训，任务就来了，要求我们紧急入朝作战。
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写了决心书，保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入朝后，在一次战斗中，一双大手拍在我肩上，原来是首长过来问我：“小孙，你怕不怕？”我说：“不怕，我必须听党话。”首长说：“这是党对你的培养，对你的考验。”
战斗的惨烈程度超出了一个“新兵蛋子”的想象，我们坚守在阵地上，一直打到天亮。全班8位战士，一位负重伤，腰眼都打穿了，还有一位牺牲了。
我因为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好，荣立三等功。1954年5月，入朝一年后，我火线入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可是，那位首长姓甚名谁，是健在还是牺牲了，我到今天也不知道。
1957年3月，部队撤离回国，我也复员回老家务农，只带回了三样东西：一枚军功章、一份立功证明书、一顶军帽。
回来以后，有人说我应该找组织安排这、安排那，我说多少人都牺牲在战场了，我们班最后只有3个人活了下来，我凭什么要求那么高呢？不能给组织添麻烦。所以我从来没找过，民政局在哪里我都不晓得。
带回来的三样老物件，就是我们家的一套“宝贝”，始终珍藏着。老伴在世时，也常叮嘱我：你把它们洗干净好好放着，叫子孙们多望望，把咱家的光荣传统传下去。
1995年2月，我的大儿子孙长云为抢救同村落水青年光荣牺牲了，年仅30岁，留下了两个小孩。社会上两位好心人一人负担一个，资助他们到了十八岁。我为儿子自豪，他是个汉子，死得光荣。
我总跟子孙们念叨过去的事，给他们看我用生命换来的一套“宝贝”，就是想告诉他们，不能忘记那段历史，一定要好好听党话。只要能吃苦、肯坚持，不管在多平凡的岗位上，都能干出个名堂来。
以前孩子们还小，讲这些，他们不懂。这些年他们长大了，就都知道了——这不只是我们一个小家的光荣，更是国家光辉历史的一部分。
只有跟党走，中国才有前途，人民才会幸福。除了从战场上带回来的那些老物件，我给子孙们留下的“传家宝”就是一句话：听党话，感党恩，永远跟党走。
拓荒精神薪火相传
讲述人：大陈岛帆板运动创始人、浙江省台州市体育总会原办公室主任 李勇
我的父母珍藏着两枚光荣垦荒三十年纪念章，这是父母大半辈子工作的见证，也是大陈岛垦荒精神的生动写照。
早年间，父母都是温州青年志愿垦荒队队员，响应团中央号召，来到大陈岛参加开发建设。由于历史原因，大陈岛的基础设施一度全部被炸毁，满目荒芜、毫无生机。要生产自救，许多困难超出想象。
上岛后，父亲被派去创办养牛场，带着十四五个队员养了三百多头奶牛。那时候，一长排牛棚，一边养着牛，一边住着人，中间用竹帘子隔开。夏天臭得很，蚊蝇到处都是；冬天北风呼啸，冷风钻进骨头里。队员们从来也没养过奶牛，算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现学现用。海岛气候变化无常，遇上大风大雨，山上泥泞难行，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风刮下山。
我出生那年，一场强台风登陆，父亲忙着转移职工和奶牛，母亲带着我和姐姐在家等父亲归来。幸亏垦荒队同事发现了我家房子摇摇欲坠，冲进屋里帮忙，我们才赶在房子倒塌前跑了出来。在躲避台风的坑道里，我们遇到了正在赶牛群的父亲。事后，我带着几分怨意和不解地问父亲，为什么不顾家人的安危，却忙着看护牛群呢？父亲沉默不言。
转眼间，到了1979年，我考入了临海师范学校，兼任临海二中（现临海市回浦中学）篮球教练。一次备课，我偶然在电视上看到了国外的帆板比赛。这个项目的操作方式和父辈撑小篷船的原理是一致的。自然而然地，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大陈少年们站在帆板上，踏浪前行、冲向赛场的样子。那一刻，我决定毕业后回到大陈去。
1981年夏天，我到大陈中学任教。不久，就从学生中挑选出七名运动员，组建了帆板队。那时条件有限，只有两块帆板，没有经费，也没有海上训练的保护设施。我们就用玻璃纤维布覆盖三夹板，打上玻璃胶制作板体，用毛竹竿代替铝合金制作桅杆，还尝试用油桶浸泡晒干布，制作风帆……渐渐地，帆板队从零起步，终于组建成立了。
1984年，帆板队即将去杭州参加省里的比赛。由于爱人身体不好，临行前，我送她和孩子去岳母家住几天。就在我叫车时，她晕倒了，被紧急送进医院。岳母劝我别耽误比赛，爱人没说什么，但我知道她肯定不愿我离开。可一想到二十几个第一次出远门的学生，我就觉得，一定要把他们亲手送到赛场上去。这时，我突然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沉默，这份沉默是对家人的亏欠，也是他的工作责任。在同样的沉默中，我感到一种情感在流淌，一种精神在继承。如今，这支队伍共向浙江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输送了40多名帆船帆板运动员，其中入选国家队的就有10多名。
我的父母都不是文化人，平时很少讲大道理。但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为人处世要诚恳、有担当，尤其是对党的事业要高度忠诚、无怨无悔。耳濡目染间，老一辈的垦荒精神深深印在我心里。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李晓、陈之殷、丁一鸣、刘艳杰、张哲浩、陆健、王斯敏 本报通讯员 于北辰、吴金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