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打破“五唯”后如何建立评价标准？
南开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的智慧教室。新华社
南开大学和青海民族大学的智慧教室。新华社
浙江A&F大学的学生在图书馆学习。陈胜伟摄/光明图片。
嘉宾
张家勇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林上洪 宁波大学教育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海生 重庆文理学院期刊社编辑、 《重庆高教研究》 信息部主任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明确提出要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方案》 印发一年来，全国各地各高校取得了哪些改革成效？面临哪些阻碍？又该如何化解？针对这些问题，记者与三位专家展开对话。
1、破立并举：教育评价改革在路上
记者： 《方案》 印发一年来，高校破“五唯”效果如何？有哪些教育评价改革举措正在落地？
张家勇：,一年来，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成果的看法更加正确。教育的功利化倾向得到一定抑制，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正之风开始扭转，良好的教育生态正在形成。同时，各级学校评价标准更加完善，高校分类评价迈出坚实步伐。
张海生：很多高校已经从最初的观望转变为积极制定各项政策，落实教育评价改革目标。尽管前期存在一些混乱、迷茫、无法启动的情况，但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很多改革措施已经落实或在路上。比如，很多高校不再简单地将论文发表与科研奖励挂钩，而是鼓励投稿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鼓励发表“行业认可的国际顶尖或重要科技期刊论文”、“国内外顶尖学术会议报道论文”，以摆脱只看论文数量、只看影响因素等顽疾，引导科研人员更加注重论文质量，发表扎根中国的论文。
此外，各省市高校也对教师职称评聘条件进行了调整，改变了只重视论文数量而忽视论文质量、忽视教学的弊端，积极探索在教师职称评聘和晋升中实行科研成果代表制。科研成果不再是唯一条件，突出了教师的教育教学成果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因此，评价指标更加全面、多维、立体。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打破五唯政策”政策的实施对高校科研人员提交论文的积极性影响不大，只有11.70%的研究有明显影响。学科认可和满足学校年度考核仍是研究者在提交论文时选择目标期刊的主流因素。由此可见，打破“五唯”政策使大学研究者更加注重学术质量和学术界的认可。
在过去的一年里，林上洪：,实施了《方案》中规定的大多数“禁止”和“禁止”项目。比如大部分高校都按下了停止键，按照论文和项目的多少来计算绩效工资；此前，在职称评聘中对国(境)外学习经历设置限制的高校普遍进行了制度修订。从“破”来看，效果明显，尤其有利于教育评价理念的普及。然而，教育评价改革却是易断难立。一些按下停止按钮的“打破”可能只是一个暂停按钮，没有后续的监管政策；一些“破碎”的不良教育评价方式可能会被变相改变和再生；此外，高校就业年限的评价一般以三年或四年为一个周期。如果整体评价框架没有变化，按照文件要求的“破”具有修补性质，政策精神能否全面落实，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据媒体报道，黑龙江、湖南等地相继出台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可以预期打破“五唯”政策的效果将得到进一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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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易立难：高校评价改革任重道远记者：教育评价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工程，当前高校在教育评价改革中还面临哪些难题和梗阻？
张家勇：教育评价体制机制改革任务艰巨，第三方评价发展迟缓，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教育评价市场，基本供求关系不是由市场决定，很难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促使理论、技术、资本、服务等评价要素的生成、发展与配置。同时，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价进展缓慢，应用型本科、师范院校评价办法有待细化，面向教育教学和一线教师的高质量教学研究类学术期刊尚未面世，精简人才“帽子”工作面临较大阻力，学分银行制度仍处在创制阶段等。
林上洪：就高校而言，存在的问题不少，如内外部评价生态差异问题，教育评价周期偏短、缺乏长效机制问题，教育评价中缺乏上下绩效沟通的问题等。教育评价改革的目标是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破“五唯”是治标，“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才是治本。
以高校外部评价影响学校内部教育评价导向为例，在高等教育绩效评价活动中，各种排名不仅客观存在并且蓬勃发展，如学科、专业、师资、获奖、项目、论文、论文被引等诸多排名，对高校及其利益相关方产生广泛影响。再如，教育评价中的亮点导向问题，突出表现为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重视宏观标志性成果不考察微观基础性细节；同时也表现为锦标赛思维，片面追求提高但不重视普及，重视成果包装申报不重视成果培育。
张海生：破除“唯论文”，并不是不要论文。在破“五唯”后，据观察，一些所谓学术大牛，不仅没有减少发文数量，更有甚者，比以往的发文数量更多了，导致“学阀”林立，这对本就“僧多粥少”的学术期刊发表承载力无疑是“雪上加霜”，也间接挤压了高校青年教师和青年学者的发展空间。当然造成此种情形的原因，既有部分学术大牛的主观意愿，也有期刊评价裹挟下的被动选择——期刊为了获得更多关注度、下载量、被引频次和转载率，为了博得学界关注和社会大众眼球，不得不只在乎其“名”。
此外，在与青年学者的交谈中也发现，虽然要破“五唯”，但还是要争取多发表，通过不断在学界“露脸”，以提升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话语权。众多青年学者，尤其是正面临非升即走的青年学者，不得不将时间精力用于发表论文上，以应付周期评价考核。一位面临考核的青年学者坦言，在当下的学术环境下，论资排辈、关系网络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学术质量本身。如果教育评价改革不能将这种不正之风，将关系、人情等因素排除在外，中国的学术发展就很难有真正的突破；如果教育评价改革不给青年学者更多发展空间，中国的学术发展就很难有持续性和发展后劲。
3、破旧立新：发挥政策协同效应
记者：应当如何推进《方案》的有效落实？
张海生：《方案》的有效落实必须辅之以各种政策之间的协同性和体系化，发挥政策整合的协同效应。为此，在推进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教育评价改革的复杂性特征，树立系统性改革思维，通过政策的协同性和体系化设计，借由制度化的途径来实现教育评价改革的真正落地。具体而言，就是要从对标国际标准、明确服务面向、现代科技赋能和系列创新实践等方面协同推进。
记者：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如何构建？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如何提高？
张海生：对标国际标准，就是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主动与国际接轨，体现世界水平。比如对学者的学术评价，国际通行做法是实施代表作制，并通过国际匿名同行评议来确认学术质量和知识贡献度。明确服务面向，就是以服务国家科技创新和技术攻关为主要动力，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且以社会效益为主的评价理念，以解决中国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为原动力。
张家勇：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建设，急需在教育督导、考试招生制度、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数据密集型评价新范式等重点领域持续发力。比如，在信息时代，有必要探索数据密集型评价新范式，运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信息科技最新成果，构建全链条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数据平台，开发数字化、智能化考试测量工具，强化教育评价的人文、责任和伦理意识，根据学校办学增值非线性的特点，科学确定不同发展阶段的增值系数，收集学习者认知和非认知数据，对数据进行清洗、挖掘和分析，全面准确掌握学生生活习惯、学校环境和学习状况，真正形成科学、实证、真实、客观、精准的评价，充分发挥评价结果的描述、判断、建构、解释功能。
林上洪：《方案》中提出“加强专业化建设”的保障措施，重点是“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教育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测机制，发挥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作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绩效评价第三方机构培育尚在起步阶段，现存较有代表性的评价机构如武书连排名、邱均平排名、校友会排名等规模小、营利性，较少有公益性、有规模、有国际影响力的评估组织和机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引导行业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教育质量监测评估，培育和扶持一批具有独立性、专业性、权威性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形成若干具有国际知名度的教育质量监测评估组织与机构。培育绩效评价机构应当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学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专家智库的基础作用，依托专家团队，构建政府、高校、社会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共同体，以价值目标引领高等教育绩效评价活动。
（本报记者 柴如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