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多一元，高十厘米。
这两个数字不大，但对比起来，都变得“大”了：一是2021年秋季开学后，中国政府《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标准从每生每天4元提高到5元，增加了1元。这个数字是国务院批准的。
另一个数字，写在该计划实施10周年评估报告中的——71个贫困县227万学生身高监测数据显示，欠发达地区农村15岁男孩身高2012年为155.8厘米，2020年为166.1厘米，高出10.3厘米。同时，15岁的女生也增加了8厘米左右。
“身高的变化尤其令人鼓舞。”12月18日，评估组组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原副主席陆迈在营养改善计划1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表示，农村儿童身高与城市儿童仍有差距，但“追赶式增长”正在实现。
15年前，陆麦带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团队开展了一项农村学生营养状况调查。广西的孩子在吃黄豆拌饭，宁夏的孩子在吃发霉的馒头等等，这些他都历历在目。该基金会发起了一个改善儿童营养的试点项目，并推动出台国家政策。2011年11月，国务院启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这一计划的受益者分布在28个省份的校园，本学年有近3800万人，约占中国义务教育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是全球第三大校餐计划，也是第二大财政投入。
孩子们“给点阳光就灿烂”
十年后，许多数字显示了该计划的有效性。比如学生体质健康合格率从2012年的70.3%提高到2021年的86.7%，贫血率从19.2%下降到9.6%。营养不良率、消瘦率、侏儒率甚至寄生虫检出率均明显下降。陆麦说，这说明一旦做了干预，效果非常明显，孩子们“给点阳光就灿烂了”。
他还介绍，根据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范子英的研究，营养改善计划对学生的成绩有显著影响：数学成绩提高约14分，英语成绩提高约12.5分。
该计划实施之初，膳食津贴标准定为每人每天3元。三年后，3元变成了4元，现在变成了5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韩表示，每提高1元标准，意味着中央政府每年将增加约30亿元支出。
2021年，中央财政安排学生营养膳食补助260.34亿元，比上年增长12.9%。2011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学生营养膳食补助1967.34亿元。
教育部财政司副司长刘晶认为，将补贴标准提高到1元是“一个里程碑”。她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财政收支压力很大，这1元钱来之不易，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学生的营养健康非常重视。
她认为，与各种国家重大项目相比，这是一个“小计划”。从效果来看，这是“小计划惠民生”。
从全国来看，一年投资200多亿元是什么概念？研究员韩说，人们往往缺乏数字意识。在评价营养改善计划时，她以指导专家的身份去了农村，接触到了许多数字之外的“有温度的评价指标”。比如有的中学老师对评估组的感觉是，自己早出生了十年。——当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不得不背着干粮，甚至在街上生火做饭。
“有了肉和蔬菜，你真的可以吃进肚子里。——幸福的溢出，也是我们评价财政政策的一个非常好的角度。”韩芬
自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持续开展监测。据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学生营养室副主任张骞介绍，2012年监测发现受益学生贫血率在16%左右，到2016年将降至6%左右。过去四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国际上下降非常快”。
监测还发现，各个年龄段的学生身高体重都在增加。2017年，与其他
年龄段孩子相比，13岁男生和12岁女生的增量最大，原因之一在于，这些孩子是从一年级开始就受益于营养改善计划的群体。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中国青少年的身高和体重都在上升。但营养改善计划依然显示了它的独特作用：根据监测，实施营养改善计划地区学生的平均身高和体重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学生平均增速。评估组在11个中西部省份中选取12余万名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对他们的体质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发现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学生的平均身高比没享受的高1.32厘米。
从另一个角度，张倩阐释了提高国家补助标准的必要性：2019年监测到的贫血率有所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国内遭受非洲猪瘟影响，肉价上涨，学生的肉制品摄入量明显降低。此外，随着物价上涨，4元膳食补助能买到的食材也已缩水。
“国家补助标准从4元提到5元，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这些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方晋认为。
该基金会对营养改善计划开展的评估，是从全国832个脱贫县收集信息，从中抽取91个县收集学生成绩、体质等信息。评估组采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相关投资回报率测算方法，对成本与回报进行“保守测算”，认为营养改善计划的投资回报率约在5.24-5.96之间，每投资1元，回报是5到6元。“应该说是很划算的投资了。”卢迈说，“投资于人，是最有效的投资。”
目前，全球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出了儿童营养补充计划。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助理执行干事瓦莱丽·瓜涅里说，中国的计划从规模和质量上对其他国家有参考意义。“中国的营养改善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证实了通过国家的行动和投入，是可以促进重大改变的。”
必须制止的苗头
“每天有十几万所学校开餐，几千万学生同时就餐，那么资金安全、食品安全能不能得到保障？是不是每一分钱都吃到了孩子嘴里？孩子是不是吃饱、吃好了？”方晋说，这是从政策制定者到家长都高度关注的问题。
据统计，2013至2019年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量减少5.5万所，在校生数量减少823.6万，仅在“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的人口就超过1000万。一些过去能享受营养改善计划的学生，因迁徙无法再享受这一政策。
评估组建议，随着城镇化率提高等客观条件变化，需要重新确定营养改善计划受益对象范围，尽可能实现县域内就读的农村户籍学生全覆盖、中西部农村全覆盖，还应该考虑向学前教育延伸。
据贵州省教育厅副厅级督学何秀黔介绍，2016年起，贵州将营养改善计划向农村学前教育延伸，给这些孩子提供每人每天3元的膳食补助，惠及80多万名学龄前儿童。
2018年，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陈志钢参与了在湖南湘西州开展的一个针对学龄前儿童营养改善的试点项目。随后的3年，他们跟踪了1300名儿童，发现贫血率由33%下降到7%左右。
陈志岗指出，我国还没有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全国范围的营养干预措施。国际上的共识是，干预越早，效果越好。
评估组的一条建议是，强化学校食堂供午餐模式，减少市场化运行。今年11月，河南封丘县一所中学发生了营养午餐食品卫生事件，午餐是由外包企业提供的，校长痛哭称“换不掉送餐公司”，引起外界关注。对此，教育部财务司副司长刘景表示，河南的事件，是非学校食堂供餐、环节过多、饭菜温度难以保障等原因造成的。“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大力推行学校食堂供餐。”
早在2012年，教育部、财政部在一份关于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建设的通知里强调，与其他供餐模式相比，学校食堂供餐便于管理，食品安全相对可控，是较为有效的供餐模式。
据刘景介绍，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300亿元专项资金，支持试点地区的食堂建设。在实施营养改善计划的地区，实行学校食堂供餐的已经达到76%。
卢迈认为，当前有一种“市场化的迷信”，“有一种力量在积极推动要搞集中供餐，我们调查中看到，（有的地方）外包给公司以后，食堂工勤人员工资由1500（元）降到1200（元），营养餐由三菜一汤变成两菜一汤，赔钱的事儿他是绝对不干的。而且产生了食品安全问题，家长对这样的营养餐供应还是不满意的。”
“这个苗头必须制止。”他说。
营养改善计划实施10年后，许多参与者注意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肥胖。
中国疾控中心代表张倩指出，营养改善过程中，受益学生的肥胖问题也浮现出来。根据监测，2012年肥胖率是2.7%，2017年增长到4%左右。虽然这仍低于全国农村儿童平均水平，但在方晋看来，这是一个“成长的烦恼”，需要用新的办法去解决。
“中国在营养健康领域需要开始双线作战，就是要开始关注肥胖、超重的问题。”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儿童发展中心高级顾问蔡建华指出，“我们现在要特别关注口感好的垃圾食品对儿童的影响”。他认为，需要做的一点就是把校餐的用盐量迅速控制下来。
盐摄入过量，也是评估组明确写入报告的问题之一。
回顾过去的10年，卢迈算了一下：最初受益的那3000万个孩子，已经走出了义务教育阶段，累计有7000万孩子已经受益或正在受益。他感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0年的时间，对一棵树的成长足够了，但对一代代孩子体质的改变、对百年树人的进程来说还只是个开始，需要大家继续努力，不能懈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国
